1949年初春，上海即将迎来它的新生。
能否顺利接管百废待兴的上海并及时恢复生产和保障民生，对全国的解放关系重大，也为世界所关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此给予高度重视和亲自部署指导。
在6月12日举行的“百年奋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统一战线”统战史学术研讨会上，复旦大学教授戴鞍钢聚焦1949年的上海工商界，讲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与上海统一战线的关系。
吸收产业界民主人士进入接管委员会
据戴鞍钢论述，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在城市斗争中，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
3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为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兼上海市长。
4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邓小平、饶漱石、陈毅电，指出：“上海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黄炎培、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絅伯、施复亮等已到北平，表示向我们靠拢。他们是上海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我们认为，接收及管理上海如果没有自由资产阶级的帮助，可能发生很大的困难，很难对付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及国民党的强大的联合势力，很难使这些敌对势力处于孤立。这件事，你们现在就应开始注意。因此，请你们考虑，是否有必要在没有占领上海以前，即吸收他们参加某些工作。而在占领上海以后，则吸引更多的这类人物参加工作。”
4月20日，周恩来就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及下属机构的干部配备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饶漱石并华东局电，同意上海军管会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军管会下设财经、文教、军政三个接管委员会。其中，财经接管委员会以曾山为主任，许涤新、刘少文为副主任，“但必须吸收一部分产业界民主人士及职工中有威望的领袖参加”。
5月6日，中央军委致电粟裕、张震等前线将领：“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利我们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或者减少他们的捣乱行为。”
5月27日，上海解放。中共中央电贺，并号召： “上海解放以后，上海的共产党员、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就是团结一致，与进步的产业界和一切爱国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克服困难，恢复生产，恢复城乡联系和内外贸易，并与反动势力的残余作继续斗争而取得胜利。”
6月2日，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邀集工商界代表90余人在中国银行举行座谈会，饶漱石、陈毅在会上阐明保护民族工商业，实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提出政府愿与工商界共同协商，努力恢复和增加生产。6月10日，中共上海市委向中央报告：“产业界、一般私人资本家，完全拥护我党之恢复生产、劳资两利的方针，认为我党政策贤明，他们的事业有前途，决定与我们靠拢。”
戴鞍钢认为，此时距上海解放不到半个月，足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和巨大感召力。
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6月21日，周恩来、陈云、李维汉在北平宴请即将赴沪的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建议他们动员上海资本家恢复生产，打通航运，打击帝国主义分子的封锁和破坏活动。
4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决定聘请黄炎培等十四人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顾问给华东局电》，要求华东局、上海市委将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等14人聘为上海市政府顾问。同日，黄炎培、陈叔通、盛丕华等70余人到达上海，开始参加华东局统战会议，商讨粮食、劳资、就业、公用事业等问题，并积极贡献力量，为接管上海和发展生产出力。
7月下旬，受中共中央委派，时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赴上海就解决恢复生产等全国财经问题进行调研。8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陈云及华东局：“据陈叔通来谈，你在上海并未公开有关财经问题，尚未与民族工商业家会谈，不知实情是否如此。请你考虑在动身前分出两三天时间，专门邀请上海工商界代表性人物分批座谈有关财经各项主要问题，并多多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回平商决公债及其他有关问题，能得到更多的把握。在他们所提意见中，如有显而易见的对美幻想、畏惧封锁及反对土改等等，必须当场予以教育，批判其错误观点及错误想法，如确有好的或不完全好的建议及批评，我们应予以考虑，使他们敢于言，尽其言，并能得到应有的结果。”
遵照中央指示，8月19日—23日，陈云与饶漱石、陈毅分头召开民主建国会负责人座谈会、上海产业界代表座谈会、上海机器工业代表座谈会、上海银钱业代表座谈会以及上海纺织业、卷烟业、化工业及西药业代表座谈会，如实通报财经困难状况，虚心征求对发行公债等 对策的意见，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共渡难关。8月25日，陈云拜访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向张元济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经济政策。张元济深受感动，后来改变了不再从政的想法，应聘为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
毛泽东充分肯定上述统战工作，9月3日他致电饶漱石，指示：“各级领导人多和党外各界人士接触，如像陈云此次找各界代表人物谈话，你找三个旧职员谈话那样，探听各界气候，将具体问题向他们请教及交换意见，而不是泛泛的交际性的接触。”
戴鞍钢认为，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和亲自部署指导下，上海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卓有成效。
在工业领域，上海解放后的第五天，人民政府就开始对私营工厂进行收购产品和加工订货工作，使300余家私营工 厂在解放后10天内，就从极度困难中逐步恢复了生产。
截至1949年底，在轻、纺工业方面，占全市三分之二以上的纺织印染厂，三分之一以上的绸厂，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面粉厂，以及一部分造纸、水泥、橡胶、肥皂、火柴、毛纺、内衣织造等工厂，都受到国家收购产品、加工订货和配售原料等不同方式的扶助。在资金周转方面，从事正当经营的私营企业也得到国家的大力帮助。到1949年底，国家银行对上海私营企业的放款已占其全部放款总额的76．3%；在国家银行组织和推动下，上海整个金融业对私营企业的放款也占全市放款总额的一半以上。
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和一系列措施的有力扶助下，上海民族工业很快摆脱了解放前夕停厂倒闭、奄奄一息的境况，逐步恢复好转。作为亲历者的著名实业家刘鸿生曾由衷感佩：“我是从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统治双重压迫下挣扎过来的人。我的创业史，是一部经过迂回曲折、尝遍辛酸苦辣的历史。我的全部理想，只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我总希望把我的企业从一个变成两个、 三个，越多越好。可是在旧社会，我经常碰得头破血流，经常有关门停业的危险。现在共产党来了，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一扫而光，一个独立的、自由的、工业化的、富强的国家就要在我们的面前出现，这正是爱国的民族资本家所向往的道路。”
（原载于2021年6月13日“上观新闻”，张骏 整理）
